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廉价药屡消失，折射药品市场“中间盘剥”
空面试热点相关背景近十几年来，便宜但有效并且难以被替代的廉价药正在逐渐从市场上消失。一药难求的情况下，黄牛做起了倒卖生意。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盒治疗罕见的婴儿痉挛症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正常零售价只要7.8元，但在很多家医院却难觅踪影，而“黑市”上的售价竟超过了4000元，即使是这样的“天价”，由于药品本身的稀缺性，也仍然不容易买到。（10月18日《科技日报》）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羊城晚报剑客：其实，廉价药出现“药荒”已经不是新鲜话题。2011年，一项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物一般有500多种，其中廉价药缺口居然高达342种。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反复出现？对此该如何剖析？首先，廉价药不等于好药，从降低副作用到增强疗效，药品的更新换代是正常现象。比如土霉素（氧四环素），在上世纪70年代属于人用的“高级”抗生素，因为对人体副作用大，现在基本是养殖业用药了。从盘尼西林到阿莫西林再到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从头孢一代、二代到三代、四代，应对的是细菌耐药性的上升。某些媒体，为了抨击“同一种药，换个名称，换个包装，换个批号，身价就可以翻上几倍甚至几十倍”，便举出“以消炎药为例，从四环素到阿莫西林再到头孢的蜕变，与之紧随的就是价格从几毛钱到四五元钱再到二十多元钱的攀升”--这里的四环素、阿莫西林和头孢分别属于四环素类、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啊！其次，廉价药并不天然就应该低价，再低价。人们总是深情地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抗生素才几分钱一片。可曾想，当年的大包子，也不过5分钱一个而已，今天的包子，又是什么价呢？几十年过去了，原材料、人工成本都在数倍数十倍地上涨，却期望药价原地不动，这样的社会心理本来就不正常啊--药厂不是红十字会，亏本的生产怎可能长久？在基层医院缺货的342种廉价药中，130种药的价格在10元以下，在10元以下的短缺药中，5元以下占了69%，3元以下的占42%。如心脏手术的必需药品--鱼精蛋白注射液，只能从鱼的精子中提取，不能化学合成，我国仅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一家生产。按说这样一种“垄断”药品，应该利润丰厚，大力生产才是，可厂家却常常被迫停产--鱼精蛋白注射液一支卖十几元，而这一售价居然维持了几十年！要知道，30年前，十几块钱可以够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了，现在顶多够一个盒饭啊！再次，不合理的招投标设置和药品定价机制，是压垮廉价药的最大那根稻草。现在医院的药品，都要在政府的招标平台上采购，而采购的规则，是“价低者得”。很多生产门槛不高的廉价药，在小药厂的低价竞争下报价越来越低，甚至跌破成本价，最终出现中标就停产的局面，这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还有一些药，虽然药品本身成本不高，但因为用量非常有限，按照现有的药品定价，启动生产线或常备库存，往往是一笔亏本的买卖。药品的利润，不仅要看利润率，还要看利润额，比如某药生产成本5毛，售价5元，利润率900%，但利润额不过4.5元而已。综上所述，廉价药的消失，有些属于正常的更新换代，不必惋惜；有些是取巧的新瓶装旧酒，需要警惕；有些是无可奈何的惜别，当出手解决……解决之道，首先是要理顺药品的招投标和定价机制，破除“价低者得”，给廉价必需药的生产松绑，让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组织生产。其次是对于用量较少却又不可或缺的必需药品，比如治疗特定毒蛇咬伤的抗毒血清，是否考虑建立政府储备？由政府出资在一家或若干家医疗机构或医药公司建立贮备，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境内调配使用，降低单个医疗机构储存报废和患者无药可用的风险。@长江日报罗瑞明：廉价药取消最高零售价，价格可以由药企自行确定，根据成本进行计价，将利润纳入其中，想提价直接提就是了，根本用不着躲躲藏藏，更无须改头换面去重新包装，为何还会出现“定价死”？不论是廉价药还是高价药都得遵循市场规则，主要通过招标这一方式进行实现销售，为何高价药反而能受到青睐，不会出现消失，而廉价药却会出现断供：假设就是存在恶意竞争，也不会光针对廉价药，高价药同样会遇到。由此，根本原因不完全是成本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恶意竞争就使廉价药消失，而是在于销售渠道。目前药品的中间环节不少，先得经过药品代理商，之后又是医药公司，又得分解到多层的分公司，虽说不明确究竟哪一层代理商或者医药公司需收费多少，但有这么些机构绝非是“吃素”的。再加之目前医院尚未完全实行医药分开，按正常“销售药品时，在进价基础上加价15%”，用以“以药补医”。因此，价格低的药，同样的提成中间商和医院获利就少，而高价药获利的比例就高，廉价药很容易被抛弃和忽略，与其坐“冷板凳”和被否决，倒不如另谋途径，廉价药也就用力挤入高价的行列，而一旦挤不进，只能是自行了断。保护廉价药是缓解“看病贵”的良药，取消最高零售价是外在的保护，而实质的保护却要多管其下：对廉价药可以像对粮食一样，进行补贴以保障廉价；同时还应注重监管，防止新瓶装旧药；而更主要的是要加快医疗改革步伐，减少中间环节费用，医疗部门实行“医药分开”。没有中间盘剥，廉价药还会“死”吗？@光明网：事实上，廉价药并不是从市面上断供消失了，而是摇身一变换了个马甲重新杀回市场。对药企而言，“廉价药换马甲”，金钱和时间成本可能都不会小，但一众药企显然也有其难言的苦衷。一方面，现行的基本药物定价机制太过僵化，最高限价多年未变；另一方面，廉价药的利润空间本就不高，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些中小药企不惜代价，甚至以逼近成本价的超低价格来竞标，如此一来，势必采取偷工减料、减少工艺环节等手段，以牺牲药品质量的方式来规避成本的上升。与此同时，由于超低价格的市场冲击，一些正规药企不得不面临停产、转型的窘境，自然也就失去了生产廉价药的积极性。由此，廉价药逐渐地陷入了一种“大企业不愿产、小企业乱生产”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利益的驱动之下，药企们当然不愿意轻易地舍弃“廉价药”这块市场蛋糕，于是乎，部分廉价药“脱胎换骨”，打着“改良”“换代”“升级”的幌子下重出江湖，换了马甲后，价格高歌猛进，彻头彻尾地成为了公众看得见却摸不着的“熊猫药”。事实上，近年来各地爆发的廉价药“断药危机”的新闻并不鲜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拯救廉价药危机”面前，市场发挥的自我调节与引导作用并不明显。要一解“廉价药”之困，不能将希望全部寄托于市场，更不能将“包袱”集体丢给市场，有关方面不妨借助行政杠杆，对相关药企施以专项资金、银行贷款、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同时，还要开通一条廉价药的专供渠道，打压廉价药在流通环节可能出现的多手转让、层层抬价甚至垄断等不良现象，如此多管齐下，才能让廉价药从“断药危机”的泥淖中彻底解脱出来。@红网谭铁安：在这一则报道中，让读者读到了许多无奈，然而在无奈中还不免生出些许愤慨，愤慨的是为什么“便宜但有效并且难以被替代的廉价药正在逐渐从市场上消失”？面对每年消失的几十种廉价药，难道真的就是束手无策？当然，这条新闻也分析了廉价药消失的原因，原来是药企认为生产这类药品成本高，没利润，便不再生产了。继而，则有业内人士认为，造成如此这般局势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招标“低价优先”原则下的以牺牲质量来压低竞标药价而致的恶性竞争。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使然。这就不得不让人想起以药养医的故事。无数个翻出来的新闻或者旧闻，都在剑指药企的利益输送和有些院方的过度医疗，虽然这些套路世人皆知而且貌似都深恶痛绝，其实还是被业内所津津乐道。毕竟，药价高低影响的真正群体是患者，谁都知道，药价虚高，终究还是由患者埋单，至于医院“难觅踪影”的廉价药黑市上超过了4000元，不知道“黄牛党”的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也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药物是否真的就“难觅踪影”了？诚然，业内人士，也给政府出了个主意，说是国家应该建立一套廉价特效药的储备制度，对承担廉价药生产的企业在国家专项资金、银行贷款、税收等扶持政策上给予倾斜，让这些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从而保质保量完成生产。的确，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政府则天然负有保障民众生命与健康的职责。但是，廉价药的问题就仅仅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经济问题么？无论是药企，还是医疗机构，难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下，就不用承担社会责任？窃以为，廉价药“不见踪影”之关键，还在于各方普遍都缺乏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对民生的关注，是对社会的体谅，是对“等药救心”焦灼的同情。这种情感，药企、医疗机构、政府的相关部门都要具备，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彰显；这种情感，本质上就是一种担当，一种境界，一种责任，如果有了这种情感，能够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廉价药也就不成问题了。华图解析：廉价救命药纷纷退出医药舞台，已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其价格低、利润薄，加上需求量小，药企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于是减少甚至停止生产，甚至少量的救命药被黑市交易垄断，反而成了不法分子敛财的摇钱树，“一药难求”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不仅如此，国家药品限价政策造成的药品价格扭曲，廉价药品利润空间小，一些药企改名换姓，变身新药，配方不变，但价格大变，使廉价常用救命药从药史上彻底消失。据相关人士表示，廉价药品正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不能不说，廉价药缺货已经成为横亘在病人面前的心头大患。这就需要政府出手，一方面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法律，并将这些常用药纳入国家储备，由政府兜底保障，建立应急机制，像战备粮食一样进行国家储备，及时投放市场急需。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应对药品生产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经济补偿，鼓励企业生产，或者制定专门企业生产，确保“救命药”的一定数量，满足患者的救命需要不断档。同时还要严厉打击黑市交易，从而保障廉价常用救命药的及时供给，只有这样才能让廉价救命药逐步重回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