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国考面试热点：“以骗不到钱为耻”折射价值观扭曲
空面试热点相关背景近年来，当地政府对电信诈骗持续打击，一些安溪人转移至外地重操旧业。此次徐玉玉案，6名嫌犯便是在江西实施犯罪。安溪的电信诈骗何以屡禁不绝？多位受访人士认为，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诈骗者对自身诈骗行为道德要求普遍较低，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据9月1日《新京报》）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兰州晨报张松超：事实上，不光是此次被起底的“诈骗之乡”福建安溪，梳理近些年来媒体对“诈骗之乡”的报道不难发现，这些地域内的诈骗者绝大多数都有着相似的特点，比如年龄低、经济条件差、文化程度不高等。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就一定会带来价值观的扭曲，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受教育程度低，确实很有可能会使人没有一个清晰的是非观，尤其是在经济条件窘迫的生活压力下，“以骗不到钱为耻”的扭曲价值观就更容易形成。再加上当地有诈骗的“传统”，就会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而且在这个染缸当中，大家都是如此，没有谁会嘲笑谁，长此以往，反倒是还会进行攀比。在此背景下，诈骗者会将“以骗不到钱为耻”奉为圭臬，想必也就不奇怪了。这意味着，要想纠偏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一方面，不管是寄托于教育还是宣传，都必须要对该地域内的群众进行教化，以帮助他们树立最基本的是非观；另一方面，亦需要加大对诈骗者的打击力度，严格执法，绝不对犯罪分子姑息纵容。必须要强调的是，基于“诈骗之乡”所呈现的地域性特征，这些工作显然需要当地政府来完成，而且需要将其放置于社会治理的高度上，毕竟“诈骗之乡”也不是多光荣的称谓，对当地形象也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此语境下，不管是为了教化群众、严格执法，还是出于树立正面形象等考量，地方政府都是义不容辞的。揆诸现实，为“诈骗之乡”摘帽，也并非没有先例。自2009年开始，湖南省双峰县就先后四次被公安部点名，并要求限期改变面貌。重压之下，当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到处张贴标语、下乡宣传、对犯罪分子顶格用典……多管齐下，使得这个“诈骗之乡”实现了艰难的蜕变。由此可见，要纠偏“以骗不到钱为耻”的价值观，并非不能也，多是不为也。所以，要让当地群众认识到“诈骗可耻”，打击诈骗者的嚣张气焰，地方政府应该主动出击，千万不要等到被相关部门点名批评、被媒体曝光才来进行整治。对人们道德的培育，以及对法治的扞卫，都不能等，也等不起，徐玉玉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下一个受害者还会是谁呢？@荆楚网张传超：以诈骗不到钱为耻，是严重扭曲的“致富”价值观。“诈骗在他们眼中，成了一种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出现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很多从事诈骗的人员都认为“骗是一种谋略，相比去偷去抢，骗更轻，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仅仅是骗骗人而已”“我又没偷又没抢，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把钱给我的，我有什么罪？”从这些自白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法律常识的匮乏，而更深层次的是他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即使诈骗被抓，也不会觉得很丢脸，真正让他们感觉丢脸的是“骗不到钱”，金钱成为唯一的信仰。当诈骗呈现出区域化特征，诈骗被如此多的人奉为“致富经”，我们不得不深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福建安溪这个电信诈骗之乡，媒体还报道过河北丰宁县冒充黑社会诈骗、江西省余干县重金求子诈骗、湖南省双峰县PS照片诈骗……左一个“诈骗之乡”，右一个“假证之乡”，在媒体的报道下越来越多的地域性诈骗高发区被曝光。我们反观这些“诈骗之乡”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贫困，这些地区往往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就拿福建安溪来说，安溪境内山多地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贫困人口集中。徐玉玉案中的六名犯罪嫌疑人都出身贫寒、不爱学习、很早就外出打工。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被人民奉为真理的“勤劳致富观”在市场经济中变的不灵了。曾有过诈骗经历的陈俊初中一年级辍学后，进到了一家服装厂打工，每天重复一个动作至少一万次，“屁股被磨得生疼”，但几年的打工生涯并没有赚到钱，而看到一篇诈骗报道后就主动走上了诈骗之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造成城市和乡村的差距不断拉大。同时，阶层的固化使得下层民众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依靠勤劳致富实现“逆袭”正变得越来越难。走不出的经济困境，茫然无依的生存之路，注定会让一部分人动起“歪心思”，乃至不惜以身试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文化缺失、价值观扭曲只是诈骗的表征，“诈骗之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农村的落后。整治“诈骗之乡”，除了要加大打击力度，最重要的也是最终解决之道应该是要不断发展乡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让贫困人口有更多可以正常致富的途径。@四川在线李忠卿：从这篇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这条灰色条产业链的来龙去脉，一家人乃至一个村之所以都从事这样的“职业”，说明这种诈骗手法极具欺骗性与煽动性，而且很容易得手，不然的话，早就没有人敢于染指这个“行业”了，毕竟如此诈骗明显具有“高危”性质，一旦被警方拿获，就会被处以诈骗罪，那可是要吃官司的。从徐玉玉的遭遇来看，一个准大学生都上当受骗了，可见社会上有很多人不设防，天真地认为不会遇到坏人，一旦落入诈骗陷阱，往往无力自救，只能任人摆布，直至钱财尽失时方如梦初醒，然而悔之已晚，一个诈骗电话，让徐玉玉走上了绝路，这样的悲剧令人痛惜。我就感到奇怪了，安溪作为电信诈骗的高发之地，为何一直生生不息？为何电信部门乃至公安机关无所作为？难道我们真的就无计可施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只要人防与技防多头并举，骗子的手法再高明也难敌好猎手。所谓的人防就是采取盯人战术，对重点人群展开侦查与布控，露头便打，而技防的招数更加可靠，只要所有移动电话都采取了实名制，骗子很容易暴露目标，真名实姓进行行骗，谅你也没有这样的胆量。据悉，诈骗之乡有一句口头禅--以骗不到钱为耻，我以为世界上最可耻的就是这句话了，一个人如果荣辱不分，以不劳而获为生，以诈骗他人为荣，这样的人可能活得很滋润，但是下场同样也是可悲的，做人没有底线，没有良知，就没有未来，与其偷偷摸摸行骗，战战兢兢过日子，不如老老实实勤劳致富，再不收手警方就要出手了，别不信。华图解析：近年来诈骗现象多发，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而“诈骗之乡”的曝光与揭示，也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即公共伦理的缺失。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第一，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行骗等方式获取巨额资金；第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乡镇企业少，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再加地耕地比较少，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受到外地一些感染，在和本地无所事事的青年结成团伙进行电话诈骗；第三，思想品行差，“诈骗村”不以诈骗为耻，反以骗不到钱为耻，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反而让犯罪分子更肆无忌惮。要改变类似的“以骗不到钱为耻”思维，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公共伦理丧失问题，除了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还要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诈骗之乡”的形成，找准问题所在，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这就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以金钱论英雄”的境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杜绝诸如“以骗不到钱为耻”的道德失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