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面试热点：“烟花非遗传承人被判刑”有待商榷（人民网）
空面试热点相关背景今年79岁的杨风申，是河北省赵县“五道古火会”的会头，也是“古火”这项“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但是在做了20年烟花之后，他于去年被拘留，后被法院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他提起上诉，目前仍在等待二审结果。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新京报发表观点：一边是省文化部门的“非遗传承人”的大红证书，证明杨风申制造“五道古火”烟火的正当性；一边却是公安冰冷的手铐以及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这让人手足无措。早在2008年，浙江温州市泰顺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药发木偶戏”也曾遇到类似问题，当时传承人周尔禄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被刑拘后，法院还是认定其主观无犯罪故意，且没有造成社会危害，一审判决周尔禄免予刑事处罚。河北赵县要不要借鉴一下9年前泰顺县的做法？今年，浙江泰顺县还找到了“以疏代堵”的办法，为“药发木偶”建了传习所：传承人平时不得私存制作黑火药的原料，表演前传承人应事先向县非遗中心口头申请，由非遗中心向公安部门报备后，方可以购买原材料用于制作黑火药，在法律框架下传承这一非遗项目。@人民网小蒋随想：制定与执行法律的目的不在于惩处，而在于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运转处于安全有序的轨道之内。既然认定某些“古法烟花”的制造与表演属于“非遗”，自然涉及保护与传承，只是必须将曾经蕴含安全隐患的私人生产与作坊储存转变到安全监管与规范运作的轨道上来。地方执法机关不管三七二十一，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对制造“古法烟花”的非遗传承人判刑，虽然符合法律规定，却忽略了“法不外乎人情”的法治伦理。或者说，管理者是不是在引导传统技艺与习俗“适应”当下安全要求与法律规范上“慢半拍”？这个“雷”该让有关非遗传承人独自顶吗？很多时候，法治管理的堵与疏需要结合进行，这样更容易被社会和当事人接受并信服。面对已有地方较好地处理了类似问题，河北赵县方面能否“参考”？@钱江晚报于立生发表观点：法谚有云：“法律不强人所难”，但年近耄耋的杨风申因制作“梨花瓶”一审获刑4年半，也还真是法律在与“非遗”传承为难，也与人为难。五道古火会在赵县南杨庄村一带已流传数百年，目前是省级“非遗”项目，而燃放“梨花瓶”则是古火会的标配。卢梭曾说：“法治必须植根于民情”，民情其实指传统文化，而民俗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杨风申制作“梨花瓶”20年，却成为当地卷入刑事诉讼的“吃螃蟹第一人”，正是“非遗”项目、民俗文化与现行法律发生剧烈冲突所致。《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赵县安监局则表示：“烟花爆竹生产许可证目前只针对企业发放。”那么杨风申只要制作“梨花瓶”，必已先行政违法无疑，简直是无路可走。而杨风申的制作“梨花瓶”已够上需刑事制裁的严重程度吗？按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7款规定的入罪标，给杨风申判刑4年半，似乎并不冤。但是，不能忽略的是：该司法解释第9条还设定了豁免条款，“因筑路、建房、打井、整修宅基地和土地等正常生产、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储存爆炸物，数量达到……规定标准，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等等。条款以列举的方式说明“正常生产、生活需要”，当然不可能穷尽所有事项；而制作“梨花瓶”用于古火会燃放，既为流传数百年的民俗，自应界定为“正常生活所需”，而可囊括在一个“等”字当中。所以，判刑4年半未免有畸重之嫌，比较而言，“判三缓三”，适用缓刑或许才是适当的。而跳出个案来看，如何让“梨花瓶”制作纳入爆炸物的常态管理，纳入法律框架之中，既对个人的申请“梨花瓶”制作解禁，赋予合法性，同时又对“梨花瓶”的制作确定相应安全方面的控制、防范标准，从而以利于五道古火会这一省级“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显然更是摆在当地相关部门面前的一道考题。其实，类似冲突事件已非第一次发生。早在2008年，浙江泰顺县国家级“非遗”项目“药发木偶戏”传承人周尔禄也曾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刑拘，但之后法院还是以其无主观犯罪故意，且未造成社会危害，一审判决免予刑事处罚；而今年，该县还“以疏代堵”，为“药发木偶”建了传习所：传承人平时不得私存用于制作黑火药的原料，表演前应先向县非遗中心口头申请，由非遗中心向公安部门报备后，方可购买制作原料，可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