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中国几千年的灿烂历史中，“师”，总是受人尊敬，被人爱戴的。老师，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的功臣，他们做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

在中国古代，教师一直是备受尊重的一个职业。那么，古代什么人才能当老师?现代要想当老师得有从业资格证，古代“教师”从业也要通过考试吗?

古代“教师”从业也得通过考试

《登科记考》记载：“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在西汉以前，教师多是推荐，并不需要从业考试。但到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教师“资格考试”———要想成为太学博士，得通过太常主持的考试(有点类似今天教育部主持的考试)。当时，经学名流才有任职资格，而且，对教师个人的教学经历和年龄都有相应的规定，要求曾教过学生50名以上，年龄不小于50岁。

隋唐时期，中国形成了完备的官学制度。官学，相当于今天的公办学校，既有小学，也有大学;既有综合性学校，也有专科学校。当然，教学管理和要求也更规范更严格了，对教师从业资格和教学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核办法。

唐代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在内的学官，同其他官员一样，均要定期“考课”，一般每年一小考，三至五年一大考。考核内容分业务、品德及教学效果等，考核结果分为九等。其中，授课数量是考核定级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即《登科记考》中所说的：“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

古代教师称谓很多，继秦汉出现“博士”后，到宋代教师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教授”。石介、孙复、胡瑗等宋代一批著名学者都曾被聘为太学教授。宋代是民办学校开始兴起和繁荣的时代，私立书院流行，但朝廷对官学同样抓得很紧，要当上“公办教师”同样得考试。

宋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实施的“教官试”制度，大概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难通过的教育主管和教师资格考试。《文献通考·学校七》称，由于考试过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全国州、县的教授“只五十三员”，“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

古代教学成绩也与“升学率”挂钩

《明会典》记载：“府学教授有9名学生在乡试中举”方可升职。在唐宋及以前，对教师业务的考核主要在“教学量”上，明代则开始与教学质量和升学率挂钩。明朝对教育主管和教师的考核，除了和其他行业官吏相同的“考满”、“考察”外，还单设有“学官考课法”。

“学官考课法”是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教师考核制度，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颁行。该考核办法的中心是，“以九年之内科举取中生员名数为则，定拟升降”。据《明会典》记载，府学教授有9名学生在乡试中举，州学学正有6名学生中举，县学教谕有3名学生中举，方算称职，可获升迁资格。

平时对教师也有考核。如在月考中，学生三月无长进，教师要被扣工资。当时教师工资由现钞和米两部分组成，扣工资的形式主要是“罚米”。如果学生在学年末举行的“岁考”中仍不进步，问题就大了———凡府学12人、州学8人、县学6人以上无长进，府州县地方官及所属学校教师除被“罚俸”外，还要被“训导”。

如果“岁考”中，府学24人、州学16人、县学12人以上无长进，要取消教师资格，巡按御史或按察使有权直接开除(罢黜)教师。不仅教师被处理，府州、县的地方官员也跟着受罚，要被处以“笞刑”。

对国子监教师的考核更加严厉。曾任明代南京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的黄佐，在其《南雍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北京国子监学生唐谦等想出来做官，吏部安排考试，结果成绩很差，“不通经书”。按规定应该将主管教学的司业(相当于副校长)赵季通治罪。明成祖朱棣听说后，放过了他，但就此向全国下发“红头文件”，规定“凡弟子员再试不知文理者，并罪其师，发烟瘴地面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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