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慈善机构的质疑。公众对于这一事件的态度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社会失衡。

　　由“郭美美”引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尚未平息，另一个“卢美美”又迅速蹿红，这名24岁的“85后”女孩卢星宇，因其头顶“秘书长”、“执行主席”等头衔光环，牵扯出“中非希望工程”及其背后运作的庞杂关系网，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为何成为舆论“泄愤”的对象?她们代表了社会中哪一类人，舆论的“愤慨”又从何而来呢?

　　应该说，在社会急速转型的过程之中，一部分人财富的增长显然突破了公众的常识认知，而他们似乎也没有做好向社会解释其财富来源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准备。“美美”们的“上流生活”，在充斥着“拼爹”、“蜗居”和“蚁族”的现实社会当中，带给普通阶层巨大的心理落差。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对公平正义的怀疑、对社会精英的奚落，引燃“沉默的大多数”内心的火花，令他们对社会公平的话题异常敏感。社会心态焦虑的背后，提醒社会管理者警惕三个层面的社会失衡。

　　第一个层面是不同社会群体财富失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最新行业收入差距更高达15倍，为世界之最。这些年又恰恰是科技变革突飞猛进、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阶段，各种消费需求不断被创造出来，而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财富收入却跟不上他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市场经济与造富神话激励着各个阶层创造财富的热情，但现实中这样的机会只属于极少数人。当马拉板车与玛莎拉蒂并行于道，这种悬殊会更加让人触目惊心。按资分配对按劳分配的冲击，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都让刚刚“入市”的普通阶层难以适应。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失衡。财富分配的失衡，有待于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乃至慈善事业的安抚和补充。然而从现状来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近年来虽然有所加快，但仍然掣肘于财力不足、地域分割和体制壁垒。城镇职工、农民工、农民等不同群体分别享受不同体系、不同水平的社会保障，“城里”和“乡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壁垒依然没有打破。而“开宝马住经适房”、“富人领低保”等案例的曝光，慈善机构的信息不透明，诱发公众对于社会救济的不信任。

　　第三个层面是权力和权利的失衡，挤占社会成员的上升空间，显露阶层固化的隐忧。社会财富、声望和权力向一部分人集中，“赢者通吃”、“人情社会”、“潜规则”愈演愈烈，侵蚀着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法则。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保证人才上升渠道的畅通，和社会成员机会的均等，但反观当下，一边充斥着“富二代”炫富，干部子女“萝卜招聘”;另一面却是“寒门再难出贵子”，“漂一族”从逃离北上广又逃回北上广;“奋斗二十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隐喻，“青春何处安放”的焦虑，这些都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缺乏对流和互信。

　　社会物质层面的失衡，必然加剧社会心态的不平衡。就上述三个层面来说，第一层面是最为直接的物质因素，但受财富积累、职业差异、个人禀赋的影响较大，需要法律的规范;第二层面更多的体现为政府责任和社会自觉，善待普通阶层实质是巩固社会塔基;第三层面是社会成员改变命运的原始支点，也是成本最低，最容易通过行政力量实现和维护的层面。就财富分配、社会保障和机会均等三者来说，实现个体之间的财富均衡或许是久远的社会理想，完善保障也可能需要长期和大量的投入，但社会成员机会的均等，则无需等待，也不应该等待。

　　在一个社会，如果富有阶层财富的增长以挤占普通阶层为代价，阶层之间“弱肉强食”，则必然导致阶层关系的紧张。而一个阶层关系紧张的社会，谁都不会是最后的赢家。

　　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必须要采取措施化解社会失衡，平和社会心态，营造健康稳定、充满活力的社会。在这其中，共生共赢的社会理想、依法务实的财富创造、一视同仁的社会保障、均等通畅的人才通道，应该成为化解社会焦虑，营造社会和谐的良药。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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