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机构的动向受到媒体关注。一是县级驻京办撤销令下达一年后大部分都改头换面继续存活;二是中央综治委更名，将“治安”改为“管理”，成员单位增加，工作机构加强。

　　两个机构的动向正好相反，一个撤销，一个加强，但二者在职能和使命上存在交集，即协调维稳。恰恰是有相同使命却有不同的命运，反应出一个深刻的变化——社会管理在谋变，其思维理念、工作方式方法朝着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适应群众的要求和期待的方向转变。社会管理不仅要“管”更需要“理”。

　　从县级驻京办来说，在成立之初，政府赋予它的重要职能就是搜集信息、跑项目、搞招商，还有维稳之责。这维稳职能大有说头。跑项目、搞招商，应该说没有明确指标下达，但群众进京上访，没有截住责任就大了;截住了，县里要来人处理，不管是使用什么办法，目标就是把人带回去，但不能在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留底，否则对县领导的仕途产生较大影响。“花钱买平安”就是这么逼出来的。更有甚者，有地方与北京保安机构合作，将截访的任务交给保安公司，形成一个可怕的黑色经济链，把持有正当诉求的群众当做“罪犯”来处置，“黑监狱”事件此前已有曝光，成为一大丑闻。

　　正是这样的维稳方式，激化了官民矛盾，造成了官民对立，形成隔膜而失去群众的信任。进京上访，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被推来推去。“政府不为民着想，官官相护”的印象就在群众心目中形成了。于是，中央政府就成为其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就彻底绝望，自焚等极端行为就会上演。

　　其实，调处社会矛盾只是涉及社会管理的一个侧面，但是极为重要的方面。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人心畅了，关系顺了，社会就稳定了。问题是，作为面对人数最多、面对矛盾最多、困难最多的基层政府如何做到积极调处呢?动力在哪?在很多时候，矛盾得不到处理，不是能力问题，往往是因为涉及利益分配问题，比如，土地拆迁补偿标准低，群众不接受;再比如，涉及企业的兼并重组，要么高要价，要么低支付，群众不接受。前者侵犯群众权益，后者与民争利。最近中央督察组通报11起强拆案件，共同点是没把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放在心上，粗暴蛮横，目标和手段背离，从而引发恶性群体事件。

　　利益关系没有协调好，矛盾就难以调和，甚至被激化。最坏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但政府的损失更大，失去人民的信任是最大的损失。为民谋利，就是为政府谋利，只是政府利益不是用金钱衡量，而是以执政地位稳固与否作为评价标准。

　　在很多时候，想通过强压使之屈服，签字画押，表面上看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上冰山下是暗流涌动，冰凌会把大坝冲毁的，黄河地区防凌如同防洪，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常说，堵不如疏，这个道理不难懂，如果水不停地涨，筑坝的速度跟不上水涨的速度，漫堤或溃堤是肯定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堤内的庄稼、房屋被淹被毁，导致颗粒无收、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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