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市民爆料称，中国国家博物馆5楼正在举办私人婚礼。记者实地探访，相关工作人员称，租用场地费用是25万元。对此，国家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婚的新郎和新娘都是馆内的职工，不存在市场操作的费用问题。(据10月16日《新京报》)邓子庆

　　前不久读了石勇先生在《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阻遏公共资源“私有化”》，颇有同感：在社会日益撕裂的今天，权力和资本阶层中的一些人，具有一种“上等人的身份焦虑”，他们特别需要占有某些能够把公众排斥在外的稀缺资源，获得一种内部的身份认同，并和其他阶层区别开来。这个论断放到国博举办私人婚礼之事，我以为也是相当适用的。

　　在见惯了豪娶豪嫁的时下，“上等人的身份焦虑”者已然不满足在花钱上与人一争高下，毕竟一山还有一山高，一场婚礼究竟花多少钱才算特别，似乎都只是数字游戏而已。于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开始在“皇家禁地”上做文章，以借此体现其身份优势。就拿国博办婚礼来说，你到多么豪华的酒店举办婚礼，只要有钱，都不足为奇，但你是否就能将婚礼搬到堂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呢?这才是问题关键。

　　诚然，“租用场地费用25万元”如果调查属实，这个价格也并不离谱。但就算你出得起这个价，你依然未必能如愿在国博办婚礼，你没见“新郎和新娘都是馆内的职工”?这一身份标签的张贴，足以让所有有钱者无奈喟叹。

　　针对国博的回应，有专家称，国博代表国家形象，不管是个人婚礼，还是内部员工的婚礼，都不应允许，国博应拒绝商业行为。但在我看来，国博应不应拒绝商业行为并非问题关键，事实上，卢浮宫就是典型的商业化运作——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的法国卢浮宫，就曾在2007年跑到阿联酋开“分店”，以5亿欧元出租馆名及藏品使用权。

　　问题是在这里：可怕的不是公共资源的商业化而是私有化。“内部职工”这一近水楼台的身份标签，将所有非国博员工排斥于外。我们说，国博作为公共资源，理论上是公民委托政府负责看管，构成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对这一公共资源，产权当属于全民不可动摇，即使它要商业化经营，在逻辑上也不能排斥全民对它的享用。

　　换言之，商业化只能是公共资源更好地服务全民的方式，而不该成为有权或出得起钱的人的专享物;尤其是非常稀缺的公共资源，它的门若只对权贵和“内部人”开放，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肯定相当糟糕。尤其是一些管理公共资源的权力者，在缺乏公众监督和制约情况下对公共资源的监守自盗，违背了公众委托其管理公共资源的契约伦理，不啻为对全民利益的侵权，并且有些已是明显地触犯法律。

　　然而很遗憾，近年来，公共资源私有化现象并非少见：杭州30多家“富豪私人会所”盘踞西湖一线湖景;南京宋美龄宫、故宫建福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大建豪华“私人会所”，等等。就国博这件事而言，倘使其将场地进行市场化操作或许还能让人容易接受些，“内部职工”的特殊待遇，却不免让舆论往公共资源私有化上质疑。“内部职工”能得近水楼台之便，舆论当然要问“国博是不是成了管理者的‘后花园’，他们用国博办婚礼会不会成了一项特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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