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青，中央党校哲学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特聘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教学，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

　　记者：近来，我们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引起广泛的争论，如老人倒地要不要扶、女大学生跳楼要不要劝，小悦悦事件的发生更是把这个争论推到了白热化。真的是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走到道德崩溃的边缘?对此您怎么看。

　　阮青：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些事件，这么多人参与这次大讨论，这么多人对民族道德表现出关注和关切，就足以说明问题。可是，当我们静下来扪心自问：如果在马路上看到老人倒地，看到小孩躺在血泊之中，会马上伸出手去援救吗?许多人迟疑或选择走开，是因为谁也不知道给予别人援助的同时，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大家处在一种深深的道德无力感之中。

　　记者：我注意到您使用的词不是“道德崩溃”，而是“一种深深的道德无力感”，请问这种“道德无力感”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阮青：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复杂的。首先是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如果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会形成一个多向互动的网络，这个社会一定是稳定的、和谐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相互信任是一个健康理性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如果人们之间没有相互信任，而是相互猜忌，总是担心别人害自己，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结果是，能伸的援手不肯伸，能帮的忙不肯帮，人人成为冷漠的看客，人人也都可能成为被看客的冷漠所伤害的牺牲品。

　　其次，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决定着人们更加关注眼前利益。改革开放之前，长期的物质资料、精神生活的匮乏，环境封闭压抑了个体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带来了人性解放，长期以来受压抑的欲望以勃兴的姿态高调反弹，同时也出现冲破道德观念、政治原则、价值理想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迷茫、彷徨、失落，甚至丧失了自我。结果，有的人不惜诬陷救命恩人，有的人以“碰瓷”的方式来欺诈普通人，有的人以假扮“乞丐”等身份来欺骗善良人;而这些普通的善良人很可能为了不再被诬陷、被欺诈、被欺骗而拒绝对需要救助的人施以援手;而其他人看到救助者落得的这种结局，也很可能成为冷漠的看客。

　　最后是违背社会良俗的司法判案，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社会信任体系更加脆弱。“彭宇案”、“许云鹤案”在社会中引起巨大的反响、高度的关注，可能是判案法官都没预料到的。其中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信号，一是人们对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传统的道德理念与当代维权意识关系的重视，这无疑是对改革和完善社会司法体制进行的理性思考;二是人们对以司法体制为代表的公权力的不信任。公权力公信力的下降，是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记者：当下大家常常谈到一个词就是“给力”，请问如何让道德给力呢?

　　阮青：要加强国民道德教育，重塑道德主体，培养高度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应该讲，中华民族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早在 1949年上海英文报纸转载《纽约星报》的文章，讨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内容记述了美国远东问题战略专家对当时中国革命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在开展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一股道德和文化的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蒋介石到台湾后总结失败教训时说，“我们此次失败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其中，“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是重要原因。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道德和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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