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成为政府部门面临的首要任务。本文介绍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现状，以及基本原则。同时也介绍了很多国外的经验。推荐对于社会保障方面不了解的考生阅读。

　　据国务院公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从2011年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860万，到203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家庭规模逐渐缩小，需要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老龄化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在全球化时代，需要权衡社会保障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之间的矛盾。当下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暴露出高福利导致的国家财政的脆弱性;法国、英国等国频发社会骚乱，其背后的推手之一也是经济衰退和老龄化趋势下沉重的养老金负担。这警示我国有必要从新的视角，审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低水平、广覆盖是原则

　　学术界长期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的影响，发现收入水平、老龄化程度和收入差距是最重要的几项因素。最近十多年来，社会保障水平对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被逐渐认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出口、吸引资本，政府倾向于一个较低水平的社会福利政策，从而维持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这一效应被称为效率假说，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有研究分析了53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自1970年代以来，在贸易和资本流动增加的同时，政府福利支出水平(政府福利支出/GDP)走势平缓且趋于下降。

　　另外，当产品附加值主要来源于劳动者的创新而非低成本劳动力时，来自劳动者方面的需求也会对政策产生压力。经济越开放，劳动力市场波动越大。劳动力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增加，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就可能随着全球化程度提高而增加，这一效应被称为补偿假说。在高收入国家中，补偿假说的效应超过效率假说的效应，有研究发现，全球化条件下一些国家的福利水平并没有削弱，与它们在全球分工中处于较高端的地位相关。

　　就中国的情况看，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也已显著，我们的研究发现，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倾向于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覆盖城镇职工，由国务院颁布统一的基本框架，但地方政府在养老金计算方法和指数化以及监管程度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操作空间。我们采用30个省市2000—2007年数据，发现对外贸易规模(外贸总额/GDP)会对社会保险水平有负向影响，尤其是对养老保险影响更为明显。东部地区由于外贸规模较大，其养老保险水平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会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比中西部地区低50%。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在于，尽管社会保障水平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深而逐步提高，但作为一个同时处于经济起飞和快速老龄化阶段的国家，保持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应对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还要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因而需要谨慎控制社保水平。强制性推行较高的社会保障不够现实，企业、地方政府都将缺乏参与激励，执行成本也会较高。欧洲国家的实践一再表明，社保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一旦经济减速，居高难下的福利将带来沉重的社会负担。因此，综合考虑经济增长潜力和老龄化趋势，坚持低水平、广覆盖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坚持的原则。在我国，降低公共养老金支出水平、进而降低缴费水平仍有较大的空间。首先，我国的退休年龄比多数国家要早五年，女性甚至要早十年，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逐步降低支出水平。其次，城镇就业人口中约40%尚未被覆盖，主要是非正规就业者、农村转移劳动力及低收入群体，在扩大覆盖面时，可以考虑设置一个较低水平的支柱。

　　降低水平才能实现广覆盖

　　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覆盖到社会各阶层是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然而在我国二元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还需要考虑不同个体对社会保障的需求。1990年代初，原依托于企业的劳动保险过渡到按地区统筹的社会保险，覆盖面也从国有企业逐步向其他类型企业扩展。这一时期参保职工人数增长迅速，1992年参保人数较1990年初增长了近50%。然而在随后的十多年中，社会保险覆盖面的增长十分缓慢，到2010年，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占城市就业人数仍不到60%。覆盖面难以持续扩大，并不单单是企业的问题，制度安排上存在的缺陷使得很多个人事实上也不愿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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