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同仁医院砍人事件中，我们既能看到不少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焦虑，对诊疗质量和医务人员的信任危机;也能看到公立医院尤其是同仁医院这样的优质资源长期透支运转，医务人员超负荷工作的客观事实;还能看到医疗纠纷、医患官司遇到的司法困局，等等。对此，如果舆论和媒体只是简单附和一下“社会各界应该尊重医务人员”的呼吁，或者转发一下“砍得好”的宣泄，或者分享一下对法院审理“磨洋工”的质疑，只是表达部分利益群体的诉求而忽视另一些群体的表达，其传播效果并不见得好，甚至会使分化的社会心理进一步失衡。更何况，还有一些媒体长期以挑动对立、煽风点火为能事，不断地将“医生”、“警察”、“城管”、“教师”、“公务员”等等不同社会分工加以利益化解读，将之标签化、妖魔化，将这些本来也是老百姓的人群与所谓的“老百姓”对立起来。这种人为恶意炒作，对社会的分化、割裂效应不容忽视，应当引起反思。

　　社会主义，重要的一条就是维护集体主义这个共同的核心价值判断，而不是凡事只从个人私利出发。中国的发展追求，也不同于西方“富人通吃”式的格局，而是全民共同富裕。所以，中国社会不可能选择西方社会那种先分成几派然后再竞争上台、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的利益整合模式，而是必须尽可能地关照到各个群体、各个层面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也是现实难点之一。不同人群，社会分工有不同，收入有高低，利益有差别，但在身份上、职业上、地位上并无贵贱。发展过程中利益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分化和情绪对立，应当在相互尊重、相互协商的前提下，不断减少分歧、累积共识加以弥合。在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当下，尤为需要营造一个良性而不是恶性、柔性而不是硬性的社会舆论氛围，尤为需要引导各个群体多从共同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只从各自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想问题、办事情。

　　如果把社会矛盾看作一个病灶，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控制住它，积极治疗并且最终消灭它。面对利益差异、社会分化，舆论和媒体当自我警醒，找准自身在社会运行中的角色定位，让善意弥合多一些，再多一些，而那些恶意刺激，不负责任地炒作，少一些，再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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