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的合理性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不同行业、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企业的合理规模可能都会不同。企业是合并还是分离，应当看市场竞争的需要，不是企业越大越好。企业越大，企业的组织管理成本也越高，面临的各种风险也越多，并非大就是好。当然，企业也绝非越小越好。事实上，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特定时空环境的企业肯定有其边际效益的临界点。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通常越大越安全，其安全不仅在于其经济力量和创新能力，更多的在于其社会影响力。企业大到市场无法选择，政府不敢淘汰，则是其最安全的状态。但是如此一来，就会形成公司的统治和资本的压迫，民众要承担所有的不利后果。这显然是任何民主国家和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政府必须合理限制企业的规模，不能允许某些企业垄断市场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更不能允许某些企业挟持政府破坏整个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产业经济的结构平衡。

　　再次，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才能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就反垄断来说，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主要有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商务部反垄断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主要职责各有不同：国家发改委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行为;商务部负责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国家工商总局则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等方面工作。有的学者认为，虽然有三家机构从事反垄断执法工作，但都是政府行政机关在执法，由此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政府行政机关执法不力，消费者无法采取进一步措施;二是对于各种行政垄断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出于各方面原因，允许消费者作为垄断行为的受害者直接启动司法程序，在近期还难以实施。但是，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问题：一是进一步加强价格监管和反价格垄断的执法工作。通常来说，垄断利润最终需要通过垄断高价来实现，不论是经济垄断还是行政垄断，只要把住价格关，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产生危害。二是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根据现行的《中央定价目录》，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包括重要的储备物资、国家专营的产品、部分化肥、部分重要药品、教材、天然气、中央直属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电力、军品、重要交通运输、邮政基本业务、电信基本业务、专业服务等13类，除此之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但对于“重要的储备物资”具体包括哪些则并无明确规定，国有煤矿的煤炭、石油等价格仍然受到政府价格指令的控制。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与民生有巨大关联，其定价不引入市场机制，其合理性就难免备受质疑，反价格垄断监管也难以对其发挥作用。三是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者。在许多情况下，垄断的产生不是经营者集中造成的，而是一开始市场上的经营者就不足。对此，单纯的反垄断执法工作无法解决问题，必须靠其他配套制度来解决。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有些企业面临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确实需要某些措施如允许一定程度的垄断，以保护自己的民族企业，但这只能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而不应变成一种长期的制度设计。因此，经济领域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应改变，逐步消除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制度、体制、机制仍将任重而道远。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不仅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还要采取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开放市场准入、加强税费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近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推进行政审批制度进一步改革、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允许地方发展民间小额贷款机构、选择地方试点某些行业由营业税向增值税转型等，都是积极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希望此次的反垄断执法，能够成为各领域全面推进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一个新起点，而不是偶然闪现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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