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实践表明，即使没有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完成城市化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一般要历时一代人。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在过去30年中，农民工经历了不止一代人，而今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工没有这样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学习和适应，而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城乡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延缓、阻止了农民工的城市化学习和适应进程。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之间已经出现社会体制、社会认同、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的张力、冲突和紧张。

　　调查表明，在城市找工作过程中，有15.7%的农民工认为，城市社会仍然存在对农民工的歧视;有85%的农民工之所以选择将来返回农村，其主要原因是“在城市里受到歧视，回到农村可以享受平等和尊严”。显然，还有不少农民工在城市社会或多或少感受到歧视，影响到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入程度。

　　因此，在讨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的时候，应首先关注的是他们是否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基础性社会公平和机会底线。对农民工来说，最近十来年中，基础性社会公平和机会底线确实有了不少改善，比如许多职业准入限制取消了，社会保障制度向他们覆盖了，子女的教育问题有所缓和了等，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全面地享受到这样的基础性公平和机会底线，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国家还没有从战略上去考虑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仍然把农民工视为城市社会的暂住者。

　　加快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改革和创新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不二选择

　　需要声明的是，讨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不等于关注所有农民工都要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我们的价值取向是，每个农民工是否想成为城市居民，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更关注的是农民工是否享受平等的、自由的城市化机会问题。这要求加快推进改革和创新中国社会政策体系。

　　如果我们将社会政策改革和创新与过去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做简单的类比，那么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可以获得一些对推进社会政策改革的启示和经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渐进、分部分地进行，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城镇商业包干、国企厂长负责制等，当时也不是一种系统的改革，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样的改革逐渐累积起来，为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目标的系统性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同样，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家的社会政策也开始碎步改革：从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取缔收容遣送制度、社会保障向农民工覆盖、农民工子女教育以及农民工培训等，到现在有十多年时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为社会政策的全面和系统改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推进社会公正，已经成为社会政策改革和创新的共识;推进城镇化，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局部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和创新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全面、系统和整体的社会政策改革和创新。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构建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社会政策改革和创新的总体构想应该是建构以社会公正为机制的社会主义公民权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个中国人都享受同等的公民权，不应存在性别、区域、种族、职业、户口等方面的差异和歧视。具体到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入问题，在社会政策上要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引擎的整体性社会体制改革，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居住权、就业权、教育权、保障权、参与权、表达权、组织权等。

推荐阅读

天津公务员申论热点：道德自觉与自信

天津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收入差距

天津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网络舆论生态

天津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反垄断法

　　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 天津人事考试网 公务员考试 公务员考试网 公务员考试培训课程

天津华图首页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主页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