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自古有之，于今尤甚;传统社会中有之，转型社会中尤甚;现实生活中有之，虚拟网络上尤甚。经典的谣言研究始于二战，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的谣言研究视角逐渐由社会控制学派转向社会心理学派并达成共识：谣言是未经证实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世界的假想，或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 news);作为一种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s)，谣言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个体焦虑，达成社会认知。中国学者对“谣言”一词的学术定义受到社会环境和司法观念的影响，往往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基本上认为谣言就是有“特定/恶意动机”的“虚假”谎言。笔者对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一系列关乎社会问题、隶属社会传播、具有社会意义的“新型社会谣言”的研究显示，与传统的旨在造谣滋事的虚假信息相比，新谣言在性质上出现以下重要转变。

　　多数新谣言背后无“恶意动机”

　　参与造谣传谣的网民在多数情况下与谣言的主体无利益纠葛，因此，多数新谣言背后并无“恶意动机”。笔者对2003—2011年间被媒体公开报道的219起司法机关介入的造谣传谣案所作的分析显示，在65起提到造谣传谣动机的案件中，仅有37%算是“特定/恶意动机”，比如发泄不满、商业诽谤、煽动群众、诈骗钱财、打击报复或攻击政府;另外63%则是出于好玩、起哄、开玩笑、引起重视、善意提醒、提高点击率或获取知名度。艾滋谣言流传了十余年，谣言指向的主体在不同人群之间变换，而造谣传谣的民众亦经几轮更替。如果说最开始的“艾滋西瓜”、“艾滋针”谣言的造谣传谣者可能是出于特定的利益诉求，但随着艾滋谣言与中国社会文化相结合并沉淀为一种固定的叙事形式，后继造谣传谣者的动机就显得模糊难辨了。在“艾滋血”、“艾滋牙签”、“艾滋羊肉串”等谣言的流传过程中，参与者不是主动“趋利”，而是被动“避害”，不符合“恶意动机”的界定。深圳学童绑架案谣言中，惊慌失措的家长们通过在网上发帖，为回帖、征询和求证而无意制造与传播谣言，则更不应被视作“恶意动机”。日本核泄漏引发的谣“盐”和抢盐风波中，除了少部分推波助澜从中谋利的商家，以普通百姓为主的造谣传谣主力军大多是在信息不明朗的情况下盲目跟风，他们本身就是谣言的“受害者”，显然没有“恶意动机”。

　　反映一定“社会真实”

　　就新谣言的具体内容而言，它是虚假的，但是，也体现了我们所处时空的部分社会真实。在艾滋系列谣言中，可以窥探到中国过去十几年间在社会治安、医疗卫生、食品安全、人口迁徙、城乡差距和民族矛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网民之所以对谣言趋之若鹜，是因为它合乎网民既有的社会印象，即便它最终被证明是“谎言”，但在网民心中，它的解释力却比真相强大。关于谣言的真假之辨，笔者还想进一步强调，虽然大部分谣言最后被证实为谣言，但也不排除有些被视作谣言的信息被证实。如果一定要以“虚假”论“谣言”，那么当“谣言”最终被证实之后，就会陷于前后矛盾的尴尬境地。以2007年的华南虎案为例，在打虎初期，面对网民“华南虎是假老虎”的质疑，陕西林业厅曾一再“辟谣”，结果华南虎果然是“纸”老虎，“谣言”变成了真相。

　　具有“替代性新闻”属性

　　在非正式话语空间产生和流传的新谣言，是一种“替代性新闻” (alternative news)，用以弥补正式渠道的信息不足。目前，中国社会的正式与非正式话语空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正式话语空间的范围扩大赶不上非正式话语空间飞速扩张，因此，两者的信息鸿沟有不断拉大的趋势，这是新谣言层出不穷的直接原因。艾滋谣言盛传于政府和媒体对艾滋病疫情讳莫如深的年代，在艾滋病成为重要社会议题并引起足够的社会关注以后，艾滋谣言逐渐边缘化。即便如此，偶然爆发的艾滋谣言仍具有很强的“预警新闻”价值。而在抵制家乐福事件、深圳学童绑架案、日本核泄漏发生的初期，正式渠道不能满足民众对信息的需求。在此情形下，网民或者利用信息技术甚至人肉搜索展开真相挖掘，或者通过“自媒体”(论坛、QQ群、博客、微博等)进行网络直播，在纷杂无序的“集体交易”市场，谣言被赋予了“新闻”的价值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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