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变动及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并日益尖锐。因此，一部分人群为了表达对某一共同事件的诉求，或为了实现某种共同利益的要求，临时聚集在一起实行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的突发性事件频频发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舆论引导力与社会舆情预警系统研究”(08&ZD059)的阶段性成果。

　　被称为群体性事件。在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2009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群体性事件”被认为是对社会稳定程度影响最大的五个问题之一。[1]

　　2011年《社会蓝皮书》再次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社会矛盾和挑战，实际上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劳动争议案件高位增长，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社会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矿难事故不断，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环境灾难事件急剧增加、危害日益凸显。[2]

　　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改革时期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因此，如何在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对突发群体性事件进行社会舆论引导，给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我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舆论作用明显。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参与者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解决而采取的一种“非常”行动，由于不相信行政、司法等公权力会解决其问题，就借助于制造舆论压力，并往往是借助于网络，因此，互联网舆论已经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策源、酝酿、发酵、放大的重要场域。

　　《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舆论超强磁场。截至2010年6月30日，中国的网民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继续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甚至变成需要中央政府出手干预的公共事件。[3]

　　第二，目的诉求明确。许多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大多是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参与者的经济利益或民主权利受到侵犯、法制不健全、受到不公正待遇等引发的。参与者的目标明确而具体，并广泛使用网络、手机等媒介渠道向外界呼吁，希望获得舆论的支持。在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参与者极易受到意见领袖的策划指示，对传统媒体的报道极其敏感，容易受到新闻报道的煽动。

　　第三，公开场合对抗。比如在政府大楼前、广场、街道、校园等人群密集的公开场合集会抗议。

　　第四，参与人群多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利益相关者，但是他们有一种共识，就是对现状不满，希望通过参与群体性事件发泄不满情绪。

　　每次突发事件演变成群体事件，通常是由这样一些人群参与： 当事人或家属;经济利益共同体;政治利益共同体;情绪共同体。

　　当事人或家属是直接利益攸关者，处于参与人员的核心位置上，事情是因为他们的直接关联而发生，他们是群体性事件的由头或“引子”。

　　经济利益共同体往往是与当事人有共同利益、共同身份、共同处境的人;他们因为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系而自认为与当事人有相同的命运，认为“当事人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他们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帮衬者。

　　情绪共同体是因为突发偶然事件的刺激，或者形成某种共识而聚集拢来的，他们与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为事情原由所吸引，为现场共同的兴奋、愤怒、怜悯、仇恨等集体情绪所感染，为集体亢奋所激动、裹挟。情绪共同体的强烈喝彩以及他们的卷入进而也会刺激行动者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网络围观”者就是这种情绪共同体。

　　二、群体性事件的集体心理

　　群体性事件中集体心理具有哪些特点?了解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集体心理，有助于帮助我们开展有效的舆论引导。

　　第一，从众心理。个人在群体中，会感受到来自群体的压力，因而形成意见的“沉默的螺旋” 。[5]这个概念发源于诺尔纽曼多年发展与验证的民意理论体系。这项理论关注四种要素——大众媒介、人际传播与社会关系、个别的意见表达以及个人对于自身社会环境中“意见气候”的感知——之间的交互作用。

　　从众心理能转化为从众行为，从众心理表现为思维的简单化、口号化，极易受到意见领袖的煽动。聚集成群的人，敢于践踏任何人类文明和规范。勒庞认为，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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