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与传统谣言相比，新谣言在三个层面上体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首先，越来越多的新谣言偃旗息鼓后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凝结为民众的集体记忆，在特定社会事件的刺激下不断沉渣泛起。比如，瓮安和石首等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出现的涉及“性”和“毒”的谣言脚本，已成为民众解读非正常死亡的首选归因，在2010年10月凤凰少女跳楼事件中被再次使用。其次，和传统谣言相比，新谣言更有可能出现系列化现象。比如，艾滋谣言分别以不同的版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反复出现和传播，呈现出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自我传播的计算机病毒式的生命力。最后，笔者还观察到由个体层面的流言到社会层面的谣言再到文化层面的都市传说的畸形舆论发展三部曲，即便谣言的生命力已经枯竭，它的影响仍然有可能沉淀到文化中去，化身为都市传说。如深圳学童绑架案所引发的流言、谣言和都市传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山林溪涧(流言：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有个孩子失踪了)到澎湃江水(谣言：深圳各个角落都有孩子失踪/被绑)再到静水流深(都市传说：全国各地演绎出不同版本的儿童被绑故事)，既是时间递进、传播范围扩张的过程，也是“意义”不断升华的过程。可见，当谣言走得更“远”的时候，往往能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空看得更“深”。

　　构建谣言免疫体系

　　与传统谣言在熟人社会中口耳相传不同，新谣言主要通过新媒体(以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为代表)在陌生人中传递。谣言在传统媒体中的传播像“多米诺骨牌”，而在新媒体上的传播则像“乱石投水”，后者因“蝴蝶效应”所产生的能量叠加远远高于前者。基于对新时代背景下谣言的具体分析，以下两点思路的转变将有助于应对以网络谣言为代表的新谣言挑战。

　　其一，新谣言的根源不在于新媒体而在于社会。因此，对新谣言的应对必须与社会情境结合起来，从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中汲取力量，同时为进一步的社会转型增加动力。这是新谣言应对策略的宏观背景，一旦抛开了这个宏观背景，任何具体应对策略都将治标不治本。

　　其二，在新媒体时代，谣言不再是偶见的“变态”，而是频发的“常态”。现代科学再发达，也不可能清除所有的病毒，战胜病毒与提高自身免疫力双管齐下，才能保证我们的健康。同样，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清除所有的谣言。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简单化做法，着力增强全社会对谣言的免疫力。

　　“北京共识”首倡者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传统大战略应在“找到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的基础上再倾尽全力实现它。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新时代，“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生事物会层出不穷”，我们不可能像传统的大战略那样追求一个既定的目标，而是要让全球免疫系统发挥作用，“马上做出反应，甄别潜在的风险，调整自身以应对病毒的入侵，并最后实现对风险的控制和抑制”。在社会变迁和技术革新的双重背景下，谣言在中国的发生和传播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只有通过预警、控制和防范三大体系的纵横联动，才可能尽早发现谣言，尽快控制谣言，尽可能避免谣言再次出现，实现社会的“深度安全”(Deep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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